最近，有一篇時論指出「台灣十年來勞動生產力平均年增率達5.2％，為亞州各國之冠，而製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十年平均成長率卻下降2.4％」。這也意味著：「台灣製造業勞動成本已非常低，但企業仍對增加人事成本反應強烈，原因在於製造業過度資本化...」

根據上述論點，企業勞動生產力提升，應反映到勞工福利上，因此，基本工資調升、時薪的調漲，於理有據，社會應予以肯定。尤其在當前社會，反商情結氣氛瀰漫，此一論據，會得到民眾普遍的支持，但事實的真相是否真的如此？在此，本文提出幾個不同的論述。

首先，企業的勞動成本雖下降，但近年來不斷調高的基本工資、時薪，也使得企業根據基本薪資調整的法定成本（如勞健保、勞工退休成本）均大為增加，再加上一例一休衍生的人力調配、加班成本，公司成本上升的困境並未紓緩。

其次，產業M型化的事實不能輕忽。台灣最近二、三年來經濟復甦，但各產業的表現不盡相同，經濟呈現外熱內溫、大熱小溫、與北熱南溫的現象，亦即出口產業表現佳，但內需產業景氣不盡理想。另一方面，中大型企業藉由自動化、智慧化的投資，表現優於資源稀少、人力不足的中小企業，加上電子商務的衝擊，致傳統的零售、書店、餐飲等實體商店飽受打擊；而且，北部景氣優於中南部，榮枯不同。台灣中小企業的家數占整體產業的98％以上，更有87％以上的5人以下員工的微型企業，其生產力的表現差異性甚大。大型企業有能力投資動輒上百萬元的自動化、智慧化設備，但中小企業在自動化、AI設備及其系統上，投資能力受到制約。多項企業數位能力的調查報告也反映了這個事實。

根據2017年《中小企業白皮書》的資料顯示，大企業在2014年的獲利率為17.14％，中小企業只有4.85％；2015年大企業的獲利率為15.35％，而中小企業只有4.59％，其獲利能力有如天壤之別。如以絕對利潤觀察，民國100年的「工商普查」也指出，營業收入在1億元以下的中小企業，每一員工的利潤約為200萬元左右，反之，大型企業高達750萬元以上，兩者的獲利能力及其可為員工加薪的能耐自然迥異。另根據100年的工商普查資料，每一員工的生產總額，營業收入在4千萬元以下中小企業，平均只有2百萬元左右的生產總額，而大企業則有7∼8百萬元的生產總額，差距甚大。中小企業對基本工資及法定成本調升的承受能力自然不如大型企業。而一例一休又大幅提高企業的勞動成本，其負面效果已逐步顯現，自然降低了它們調升員工薪資的意願。

其次，少子化及過度教育投資，企業自動化的投資將成為趨勢。隨著少子化及專上教育的過度投資，年輕人不願投身製造業的行業，外勞的聘用又相當嚴格，加上一例一休加班的大幅限縮，企業如果不進行自動化、智慧化設備投資來取代勞力的不足，又有何因應措施？

再者，附加價值的提升涉及中長期結構調整，非一蹴即成。台灣的出口中有70％為中間財、零組件，最終產品的生產比例相對低。但台灣內需市場不大，發展品牌、通路相對困難。但手機、消費性電子產品等主流商品上，又面臨各國的國家隊全力支持的挑戰，非短期即可改善。

此外，逐年調高基本薪資，可能造成失業率上升的反效果。不斷提高基本工資，固然可以保障員工的福利，降低其剝奪感，但在企業（尤其是中小企業）的獲利下滑，反而可能降低人力的雇用，或歇業退出市場，更衝擊就業機會。韓國文在寅總統上台後，為了兌現在競選承諾，大幅提高基本工資，但也造成韓國中小企業的倒閉潮及失業率攀升，以至於文在寅總統的民意支持度節節下滑，殷鑑不遠。

勞動生產力的提升，勞動成本的下降固然代表企業的競爭力提升，有足夠理由為員工加薪。

但在一個M型社會裡，若不能深入了解產業結構的差異（出口、內需產業表現不同）、產業M型化（大型、中小型企業績效迥異）的真相，做出的勞動政策就可能偏差，例如貿然提升基本工資、時薪，可能重創中小企業、內需型產業。

我們呼籲政府，未來勞動政策應了解產業M型化真相，適度考慮針對不同產業、不同規模的企業訂定勞動法規，否則，一體適用的結果，將造成企業關廠、歇業的嚴重後遺症，「愛之適足以害之」，勞動法規調整本意在保障勞工，卻反而影響其就業的權益，豈可不慎乎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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